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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山东省泰安东平县

      东平位于山东泰安西南部,山丘、平原、湖洼各占三分之一,资源丰富,气候适宜。十八条河流对东平湖形成众星捧月之势,发达的水域不但提供了丰饶的水产品,更是古代水上交通要道。水路交通的发达,注入了东平湖文化的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促进了运河商贸旅行业和市井娱乐业的发展。 
      一 水浒故事的原生地 
      《水浒传》的素材来源和艺术借鉴主要由三点:一是宋江造反史实;二是民间水浒故事;三是元杂剧中的水浒戏。三者构成一个故事生成链条,最后由施耐庵、罗贯中加工编辑成小说,成为家喻户晓的不朽名著。从这一链条构成的三个环节看,都与东平湖密不可分。 
      1 从水浒遗迹到民间传唱和元杂剧 
      水浒故事的生成,有一定的史实背景。最早记载宋江造反的文献是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南宋画家龚开的《宋江三十六赞》,首次作了三十六人的题赞;宋元之际无名氏所撰《大宋宣和遗事》,开始将三十六人与“三十六天罡”相附会。此后便围绕这一主题,在民间编成了多种故事,广泛传唱。以东平人高文秀为代表的元杂剧家,在民间传唱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写出了水浒戏,并在东平频频演出。 
      宋江的反抗斗争活动,在东平湖一带留有很多遗迹。如阮氏三兄弟的石碣村、宋江碑、棘梁山聚义等,都分布在东平湖周围。水浒英雄的故事,如七雄聚义棘梁山、阮氏三雄守腊山、鲁智深镇守六工山、孙二娘辛店铺开黑店等,在东平民间流传甚广,有的则以评书、民谣、戏剧、杂耍等艺术形式而存在。 
      北宋末年阮氏三兄弟所住的石碣村,很可能就是今东平银山镇石庙村,位于东平湖西北岸,西临黄河,北倚铁岭山。村里曾出土宋代石碑,刻有“北栾村”“南栾村”等字样。铁岭山佛像,也刻有“维大宋国太平军东阿县北栾……元佑八年四月八日建立”等文字。据阮氏族谱记述,明代万历年间,阮氏族人为纪念阮氏三兄弟,在村内建有“三贤殿”石庙,石碣村遂更名为石庙村,至今仍有三分之一的阮姓人口居住。当地流传有阮小七辞官归里、聚众举义的故事。 
      2005年6月,东平银山镇西汪村瑞相寺遗址,出土一块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重建瑞相寺记》碑,内写“峰会古宋梁王名江,忠义聚寨,名立良山也”。“立良山”即今戴庙乡“司里山”,当地群众则称“棘梁山”。这块碑文证明,“棘梁山”是宋江聚义的重要水浒山寨之一。学界一般认为,《水浒传》成书于明嘉靖之前,而这块石刻与之时间最近,说明《水浒传》中宋江梁山聚义之事是有所依据的,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东平人富有反抗精神,仰慕水浒英雄,既为之树碑立传、建庙设祠,又把英雄的事迹编成各种脍炙人口的故事。据称,仅“宋江碑”就有三块,今商老庄乡八里湾村,尚存一“宋江碑”龟座。东平湖北岸六工山有一寺院,传说鲁智深曾在此练武,并惩治过扰乱百姓的不法寺僧。东平湖东岸的辛店铺村,原叫黑店铺,传说因孙二娘在此开设人肉包子铺而得名。东平民间曲艺“莲花落”“端鼓腔”“瞎腔”等,它们都演唱水浒故事,如《武松打虎》《水浒兵》等。由唐代“叶子戏”演化而来的“叶子牌”游戏,其叶牌图案和打牌时的伴唱,皆为水浒人物故事。 
      随着元代严实父子治理东平以及大运河的开通,东平的文化也呈现出繁荣局面,其标志之一就是东平已发展为元杂剧的一个创作和演出中心。严氏父子注重兴学养士,各方学子纷至沓来,形成声名显赫的元杂剧作家群,包括高文秀、康进之、张时起、张寿卿、曹元用、梁进之等20余位著名作家。 
      人才济济的东平元杂剧创作群,写出了大批优秀剧目,其中,以宋江造反故事为题材的“水浒戏”最具特色。在元代存目的20种水浒戏中,仅高文秀一人就写有9出,高文秀一生创作了32种杂剧(有8种写李逵),其现存五种杂剧中,仍有一出水浒戏叫《黑旋风双献功》。其他尚有康进之的《李逵负荆》、红字李二的《折担儿武松打虎》、无名氏的《鲁智深喜赏黄花峪》及《还牢末》等,共六、七种传世。 
      尽管这些水浒戏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思想主题,都大同小异,但它却是水浒故事由民间走向主流大型戏剧舞台的关键环节。经文化精英们的加工、提炼、升华,水浒故事的思想性、艺术性有了质的飞跃,对《水浒传》成书影响巨大。 
      据明嘉靖年间郎瑛的《七修类稿》及高儒的《百川书志》等较早记载,现今学术界普遍认为,《水浒传》是“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而罗贯中被现今很多学者认定为“东原人”。罗贯中生长于水浒故事盛行的东平,又亲身参加过元末张士诚的农民反抗军,最后由他来完成《水浒传》的编写,可谓水到渠成。 
      2 水浒精神及其影响 
      东平作为水浒故事原生地,助推了小说《水浒传》诞生,而《水浒传》诞生后,其宣扬的思想意识、道德价值观、行为方式以及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等,又反过来深深影响了东平民众,成为东平水浒文化的新内涵。这主要体现为如下几点。 
      其一,“忠义”成为宋元以来的主流社会意识和强势价值观。中国人素有夷夏之防的意识,金元异族南侵灭宋时,中原汉族的华夏正统观再次被激活,民众纷纷组成“结义社”奋起抵抗。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汉民族国家象征的皇帝,自然是凝聚力量的核心,忠君成了人心所向。梁山好汉企图通过清除奸佞为国建功,正是民族矛盾激化下的一种自然选择。《水浒传》既然是施耐庵、罗贯中的“发愤之作”,显然作者也是反元的。据清末无名氏的《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相传其书成之日,(施耐庵)拍案大叫曰:‘足以亡元矣’。而耐庵之心事,于此一语,跃然如见焉。”   其二,水浒人物的侠肝义举,激励着后世下层民众的反抗斗志。晚清眷秋在《小说杂评》中说:“吾国数千年来,行专制之政,压抑民志,视为故常……施耐庵乃独能破除千古习俗,甘冒不韪,以庙廷为非,而崇拜草野之英杰,此其魄力思想,真是令小儒咋舌。”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进一步指出:“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惟小说之故也。” 
      其三,在文学艺术方面,《水浒传》被誉为“第五才子书”,后来的小说《金瓶梅》《水浒后传》《荡寇志》等,都是直接取材于《水浒传》;而《杨家府演义》《英烈传》等则间接受其影响;至于戏剧、评弹、说唱、影视更是频繁涉及到《水浒传》。 
      其四,水浒文化塑造了“忠诚”“信义”“正义”的近代东平人性格特征。表现为“大气”“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言必信,行必果”;为人宽容随和;爱面子,喜欢在人面前显示大丈夫气概;爱憎分明,鄙视背后的小动作,一旦遭到欺骗,则“你不仁,莫怪我不义”;乐于报复。 
      其五,形成了东平湖一带尚武喜斗的民风。民间尚武之风浓厚,素有“喝了梁山水,都会伸伸胳膊踢踢腿”的民谣,还有“拳打卧牛之地”说法。东平被称为中华民间武术的四大发源地之一,其“中华子午门功夫”,又称“梁山功夫”,已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东平人还喜欢角力,常有斗羊、斗鸡、斗鹌鹑比赛或游戏活动。 
      其六,东平人承袭了好酒遗俗。高文秀的元杂剧《好酒赵元遇上皇》,就专门刻画了一个好酒嗜饮的主人公赵元。梁山好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迈气概,被后世东平人所传承。民间有“无酒不成礼”“有事便有酒”的规矩,“春饮庭,夏饮郊,秋饮舟,冬饮室,夜饮月”“忙亦饮,闲亦饮,喜亦饮,忧亦饮”,饮酒的名目花样繁多。 
      二 商旅兴盛的运河文化 
      东平湖文化的另一突出特色,就是运河文化,其特点是具有一定商品经济色彩的商贸旅行业和市井娱乐业相当繁荣。 
      1 繁荣的码头文化 
      码头文化一般都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和进取性的特点,其鲜明标志就是商业性、市井性、行政次生性。不过,由于东平处于浓郁的水浒文化环境之中,又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润,其码头文化也渗入了农耕时代小富即安、急功近利的文化积弊,使东平码头文化具备了自己的特色。 
      安山镇位于今州城西东平湖的南滨,是明永乐初年运河改道后依托安山闸而兴起的古镇,清光绪年间官方正式设镇,现为大安山村。 
      从商旅运输业来看,安山镇是漕运枢纽,明代江淮一带的漕粮,每年约有400万担经安山闸运往京都。据载,在漕运旺季,安山运河的帆船往往首尾相连,绵延数十里,蔚为壮观。后人将这种状况,概括为“会河帆影”,为古东平八大景之一。 
      从服务业来看,由于运输与商贸活跃,人流密集,其饭店、茶肆、旅馆业等生意兴隆。官宦差吏、文人墨客、富商巨贾、游客市民等常在这些场所,畅饮以“济水伏流”酿制而成的“梁山义酒”,啜食别具风味的“东平糊粥”,品尝蛋蛤蟆、糟鱼等地方名吃。安山镇内有著名的“五行八作”兼有饮食和信息服务业的功能。 
      从市井娱乐业来看,安山镇的大戏短剧、曲艺弹唱、歌舞杂耍、纤声硪号、渔鼓叶牌、四音高跷等文艺活动,可谓随时可听、随处可见、随人可赏、随心所欲,呈现出一派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市井文化气象。 
      如前所述,先有民间水浒说唱,继有水浒题材的元杂剧,最后才有小说《水浒传》的诞生,三者的传承关系清晰可辨。东平不但是水浒戏创作中心,也是演出中心,自元代开始,东平的戏曲演唱活动已很繁盛。至明清时,安山码头更为活跃,它把北剧中心北京和南剧中心杭州,通过运河串联在一起,其文化地位不容小觑。 
      2 马可・波罗看东平 
      东平以商旅业和市井娱乐业为特色的运河文化之兴盛,还可以透过外国旅行者马可・波罗的描述得到印证。1936年,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一三四章记“新州马头”云:离中定府后……骑行此三日毕,抵一贵城名称新州马头(Cinguymatu),颇富丽,工商茂盛。居民是偶像教徒,为大汗臣民,使用纸币。有一河流,彼等因获大利,兹请言其故。 
      此河来自南方,流至此新州马头城,城民析此河流为二,半东流,半西流,使其一注蛮子之地,一注契丹之地。此城船舶之众,未闻未见者,绝不信其有之,此种船舶运载货物往契丹蛮子之地,运载之多,竟至不可思议,及其归也,载货而来,由是此二河流来往货物之众可以惊人。 
      尽管学术界对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存有很大争议,但由于其游记的成书是在元代初期,而且所记内容多属事实,因此它至少可以证明,在元代时,西方人已对中国有相当的了解,把东平的“新州马头”纳入了视野。据法文译者沙海昂的注释,“新州马头”当时为东平路“须朐马头”,即今梁山县小安山镇。 
      明代经过东平州穿行大运河的外国旅行者,人次更多。据黄仁宇《明代的漕运》一书所载,当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两次经运河北上;日本使团进北京都要走完运河全程。在清代,彼得・冯・霍姆率领的荷兰使团,以及稍后的法国使团,都曾长期在运河上逗留。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还写下了旅行日志和札记,有些记载,对于后人了解运河城镇的社会细微风貌,很有帮助。